广东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群体，做好农民工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2024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把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从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融入城市、均等服务、保障权益、稳定就业等方面部署改革任务，为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工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2024年11月1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10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对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全国经济第一大省，也是农民工第一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投身广东现代化建设，见证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为广东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陆续返乡，新生代农民工①已成为当前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成为我省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2023年广东农民工总量4150万，新生代农民工占六成以上。

为进一步摸清我省新生代农民工队伍总体状况，研究新形势下该群体发展变化趋势，提出促进该群体权益保障、高质量就业、融入城市等方面的对策建议，省总工会于2024年3月至9月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汕尾、肇庆、湛江等8个地市开展调研，针对26家代表企业及其用工情况进行了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处理有效问卷36800余份、现场采访农民工400余人次，结合相关理论文献和统计数据，形成如下调查报告。

基本状况

（一）总体年轻化程度较高，进一步向珠三角地区和新业态领域集聚

调研显示，我省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9岁，比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低6.2岁。从区域看，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平均年龄35.4岁，新生代农民工占比65.8%；非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平均年龄38.2岁，新生代农民工占比60.6%。可见，珠三角地区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行业看，新业态领域农民工年龄普遍小于建筑行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调研显示，新业态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约36岁，其中外卖骑手平均年龄仅30岁，建筑业、制造业农民工平均年龄分别是39.1岁和37.9岁。

（二）就业结构有所变化，向第三产业转移趋势明显

调研显示，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分别为1.4%、48.1%、50.5%。我省已形成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吸纳格局。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由第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结构性特征更为明显，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青年农民工开始从事“跑快递、送外卖、开网约车”等新业态工作。美团发布的《2023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23年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数量约745万，较2022年增长19.4%，该群体主要来自县域乡村地区且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超九成为18—44岁农民工群体。

（三）整体学历偏低，职业技能有待提升

调查显示，广东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比32.8%，受教育水平高于全体农民工，但与全省职工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55.3%相比仍处在低位，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技能方面，72%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初级、中级技工等级占比分别为12.6%和7.6%。

（四）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对生活品质有更高追求

一是居住条件显著改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4.0平方米，比上年提高1.4平方米。其中，在500万人以上城市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19.1平方米，在50万人以下城市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8.6平方米。调研显示，52.5%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在职工宿舍，36.1%自己租房或合租，8%自己买房，“集装箱式”住房率大幅降低。

二是消费结构呈现升级态势。调研显示，老一代农民工月均消费维持在月收入的40%左右，其中食品、住房消费支出占主导；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消费占月收入的80%；56.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入不敷出，原因在于娱乐、社交消费支出较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更具开放性，与城市青年群体的差异不大。

三是个体化生活方式不断更新。调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余时间用于看电视或看视频（59.2%）、与朋友聚会（37.1%）、逛街购物（33.4%）、上网（32.1%）、去电影院（27.2%）、运动健身（24.6%）、读书/报纸/杂志（20.0%）等休闲活动的比重较高，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样。

四是对城市生活的认可度和适应性不断提升。访谈中，71.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能够很快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66.2%表示“能够跟上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较为认可，总体生活满意度达7.51分（满分为10分）。相比“农民工”，54.8%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认同“新市民”“新社会阶层人士”等称谓。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更加渴望融入城市。

就业特点和趋势

（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②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向，就近就业倾向显现

“百千万工程”的实施，对于推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特别是引导珠三角产业向粤东西北转移，县乡特色产业、文旅产业等多元发展，有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和大学生就近就地或返乡就业创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惯性。从人才引流层面看，“百千万工程”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提供政策支持。通过创新“三支一扶”招募选拔方式，实施大学生“雁归计划”，吸引农民工及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如，2024年上半年广东省重点能源企业为“百千万工程”累计投资项目77个，生成县镇村就业岗位4.1万个。从农业收入层面看，受益于“三农”领域政策资金帮扶，务农回报率稳步提高，务农与外出务工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同时，由土地流转所得以及通过土地入股获取的收益，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农民工家庭收入多元化，进一步激励农民工实现在地化务农就业。从就地就业层面看，“百千万工程”要求县域培育10个产业链产值达百亿的现代农业产业带，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不少于600个新增承接产业转移项目数量，这些项目优化了基层的创业就业环境，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留任意愿与留存能力。

（二）就业领域由传统制造业向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转变，呈现出“脱实向虚”的就业发展态势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虹吸效应”明显。相比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或工厂，新业态具有劳动收入更高、工资结算方式更灵活、工作自由度更高、技能要求更低、工作环境更开放舒适、自我价值认同感更强、更契合年轻人特点等多方面优势，形成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强大吸引力，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当工人现象进一步凸显。调研对象中，近八成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劳动力老龄化加剧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加速流出的困境。调研访谈中，认为“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能为自己带来更多就业创业可能性的农民工占54%；从事过或正在从事互联网专兼职工作的占22.5%，准备从事互联网专兼职工作的达47.2%。整体来看，新业态蓬勃发展既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观念和就业状态，也对制造业工人队伍的发展壮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 新质生产力发展重塑就业岗位，“机器换人”浪潮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工业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新增大量制造业服务需求，对农民工的整体技能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数据显示，我省劳动力市场上技能劳动者求人倍率一直维持在1.5以上，高技能劳动者求人倍率维持在2以上，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部分岗位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3.11。2023年，华为与安永联合发布的《中国ICT 人才生态白皮书》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岗位技能满足率很低，预计2025年ICT领域人才缺口将突破 2000万。调研显示，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整体偏低，知识技能与现代化产业需求并不匹配。同时，倾向选择低技能门槛的“新业态”工作，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去技能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自动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企业生产中，特别是黑灯工厂、静音车间、智能配送等新模式的出现，重塑了企业岗位结构，减少了对重复性、程序性普通工人岗位的需求，催生所谓“机器换人”。调研对广东省299家已实施“机器换人”的企业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每家减少96人，约占员工总数的9.58%；其中普工平均减少了89人，占减少员工总数的90%。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是智能制造行业受到替代效应影响最为严重的人群，农民工在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占比由2015年的31.1%下降到2023年的27.5%。另据调研数据显示，“机器换人”对女性劳动者具有更明显的“挤出效应”，女性在制造业企业中的就业份额从47%下降到41%，性别就业差距从5.8%增长到17.4%，在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出口导向型企业中，“机器换人”对于女性就业份额的负面效应更为显著。

不过，在调研访谈中，对于是否担心因“机器换人”导致失业问题，高达65.6%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不担心。这意味着，数字化的迅猛发展尚未引起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就业问题的足够重视，他们对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持偏乐观态度。

（四）职业选择突出实现自我价值，更加注重自身成长和长远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上，不再局限于法定薪资、标准工时及劳动保障等基础需求，而愈发重视自我价值实现、职业发展空间、兴趣爱好、品质生活等更高层次需求。调研显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过程中渴望得到强化与帮助的内容，86.9%的新生代农民工期望获得企业与社会的人文关怀，67.2%关注医疗保障的强化，57.4%认为应增强职业技能培训，54.1%则希望改善工作环境。职业规划层面，95.1%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对未来做好规划；预期收入层面，预期年收入在15万以上的占比最高为52.5%，预期年收入在11-15万和8-11万的均为19.7%，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工资收入保持着较大期待；职业态度层面，表示积极进取、追求进步的占19.7%，表示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占63.9%，彰显了新生代农民工朴实无华、勤勉尽责的优秀品质。

由此可见，随着“生存型”择业目标的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追求正逐步向拓宽职业发展空间、提升职业技能、重视工作体验等“发展型”目标转变。

面临问题

（一）就业稳定性有待提升

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对稳定职业的执着，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愿景和职业体验需求，灵活就业、频繁换工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在零工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他们更多地依赖数字平台和移动应用实现工作机会的即时对接，构建与雇主之间短期、临时或项目性的合同关系，短工化、零工化特征显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农民工群体中，仅有极少数人能在一份工作上坚持2个月以上；超过四成的农民工换工次数达到3至5次；更有35.4%的农民工换工次数高达6至10次。调研显示，六成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按计时或计件、按流量、按项目提成等获得收入的工作，22.3%的受访者从事的工作没有基本工资或保底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劳动权益保障有待加强

劳动合同签订方面，调查数据显示（不含新业态），64.2%的新生代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35.8%未签署或不清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29.8%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劳动合同重要，但为了短期利益可以选择不签署。新业态领域劳动合同签订率大大降低，调研数据显示，仅有33.2%的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具体来看，86.5%的货运网约车司机、54.4%的客运网约车司机、76.3%的外卖骑手仅通过网上平台接单、不签订劳动合同。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合同的重视程度及签订情况不容乐观，劳动合同签订与否事关劳动关系认定和劳动争议处理，对劳动者权益保障具有直接的影响。劳动强度方面，调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时长达225个小时，85%存在加班行为。由于加班与工资收入密切相关，超九成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愿意通过超时工作来获取相应报酬。新业态领域新生代农民工超时工作更为普遍，调查显示，网约车司机平均每周工作5.9天，平均每天工作10.1小时；89%的骑手每个月工作不少于28天，84%的骑手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持续的高强度劳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健康权益。

（三）社会保障覆盖面还需扩大

调查显示，75.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身体素质良好，比较少生病，缴费浪费钱；53.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经常在各个城市之间流动打工，累计在一个地方工作15年以上几乎不可能，因此退保将钱取走更为划算；40.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工资扣除生活费用后所剩无几，而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较高，认为养老保险不划算。新业态领域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更低，医疗保险（49.5%）、工伤保险（48.8%）和养老保险（41.5%）参保率位居前三，但均未超过50%，27%的新生代农民工未购买任何保险。

（四）公共服务有较大差距

住房保障层面，国家统计局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进城农民工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和租赁公租房的比例低于3%。农民工对流入地的住房保障政策知之甚少，享受住房保障待遇的更少。子女教育层面，54.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家庭生活压力来自子女教育问题。超四成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子女教育培训费构成日常支出最大项，费用集中在就读私立学校、参加补习班、课外辅导班。在公办学位不足情况下，许多农民工子女不得不选择就读民办学校，从而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

（五）城市融入还需加强

城市归属感层面，有58.6%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难以融入和适应本地生活方式，很难实现安家落户，因此归属感不强。社会交往层面，53.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很少与当地市民进行交流，仅23.7%与当地市民每天都有交流，34.9%参与过所在社区的活动。在问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常交往对象时，与同事或工友交往占比最高，为91.8%；与家人和亲戚交往占比次之，为85.2%；与城市里的朋友或熟人交往占比23%。从其日常信息获取方式来看，仍有55.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不通过与人交往获得信息。这也反映了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有待提升。

对策建议

（一）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就业

加强政策供给，强化宏观政策、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做好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重点任务与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稳定制造业工人队伍、服务保障新业态农民工等政策对接，充分发挥集成效应。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协同共振，发展绿色食品、旅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广“农业+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让就近就业的农民工留得下、稳得住、富得起。拓宽就业渠道，实施智能制造、家政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就业支持举措，引导规范新业态发展，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共享制造平台、信息共享平台等开发更多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优质就业岗位。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全省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探索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服务站、就业驿站等服务阵地。优化农民工就业创业支持体系，对自主创业的农民工给予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创业补贴和创业社保补贴。

（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

聚焦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深入实施产业技能根基工程，充分依托工匠学院、工人文化宫、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阵地，把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充分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等，按规定给予农民工培训补贴等支持。实施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等继续教育项目，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更新和学历提升。实施“万千农民素质提升行动”，完善乡村工匠培育机制。通过“校企合作”“订岗实习”等方式，提高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普及率和针对性，让更多年轻农民工拥有数字化技能。

（三）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农民工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探索建立全省各行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各地区则以此为基准，集合劳动技能、劳动时间等要素，探索建立与地区发展程度相匹配的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测预警和联动监管，压实企业工资支付和清偿欠薪的主体责任，完善工程建设领域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工资专用账户等各项源头防范欠薪制度机制。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在农民工群体中大力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聚焦制造业、建筑业等农民工聚集领域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完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加强对农民工法律服务，引导其依法理性维权。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增强制造业岗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四）做好新业态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

完善新业态劳动基准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定员定额标准和平台接单最低报酬，指导企业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推进新业态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失业保险，稳妥有序扩大新业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实施范围，推动平台企业建立与工会、劳动者代表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加快城市综合服务网点建设，推动在新业态劳动者集中居住区、商业区设置临时休息场所，解决停车、充电、饮水、如厕等难题，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工作生活便利。

（五）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适当降低个人社会保险的缴费负担，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和医疗保险参保条件，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向所有劳动者的广覆盖，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以多种形式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政策宣传宣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普惠政策的知晓度。加大人口净流入集中的城市公办学校学位供给力度，巩固并稳步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推动因地制宜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以“工业社区”的理念建设15分钟生活圈，加强产业园区周边住宅、生活配套设施、商业设施的统筹规划，加强工业园区定制式公交服务，更好满足产业工人入学入托、医疗健康等需求。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农民工集中居住地规划建设简易实用的文化体育设施，经常性地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促进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交往、交流。

（六）发挥工会组织职能作用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引领，用他们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深入开展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积极选树和宣传农民工先进典型，适当加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等荣誉评选向农民工群体倾斜覆盖力度。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广泛开展农民工、新业态劳动者等入会集中行动，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制度，提高农民工入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好农民工维权服务工作，深化“尊法守法·携手筑梦”公益法律服务、“工会帮就业”等行动，做实送温暖、农民工平安返乡、新业态劳动者温暖服务月、“解决农民工欠薪 工会在行动”等服务品牌。加强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幸福企业等服务阵地建设，不断提升农民工生活品质。

作者单位：广东省总工会研究室

① 本报告所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指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以上，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

②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即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为牵引，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主要途径，以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目标，壮大县域综合实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